靠犧牲環境維持企業的高利潤和經濟的高增長，就猶如飲鴆止渴，終有自食惡果的一天。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就是靠犧牲環境和資源轉化而來的低成本和機會。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環境和資源已經超支貢獻了30年，承受不起進一步的消耗。眼前環境稅遲遲難以出臺，但不代表沒有出臺的必要。相反，正是由于形勢緊迫，意義重大，才要三思而后行。
       由于中國工業結構分布的不均衡，環境稅一旦實施，作為地稅的可能性較大。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考量中，環境稅可能只有減收而沒有增收的作用。對地方政府而言，如果稅率太低，則起不到刺激企業防污治污的決心，企業拿少錢買心安的可能性大大存在，設立環境稅也只是走個形式;如果稅率定太高，則傷害企業生產積極性，增加企業負擔，導致企業破產或是尋找其他的地方開展生產經營，即使環境稅收上來，其他稅收卻會跟著降下來。
        早在環保機制變嚴苛之前，由于排污費操作體制較為靈活，收支用度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可以根據地方經濟和環境形勢，自行定奪。地方政府憑借在收取排污費上的優惠來吸引企業進駐，這已經成為某些地方招商引資的不宣之秘。然而一旦環境稅法確立，原先排污費的減免將會成為偷稅漏稅的犯法行為，企業也不愿意冒著風險前來，這對于經濟欠發達的地方來說，無異于少了談判的籌碼。 雖然環境稅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進展不甚順利，但是業內人士一致認為，環境稅應盡早實行，否則用于修復生態環境的資金欠賬越多，遺留問題的解決難度將越來越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致污成本小，企業便會不自覺踐踏環境和人本底線來追逐利潤，誰污染誰治理的法標就成為一紙空談。北京的霧霾，廣西的鎘污染等環境事件已經拉響了警報。專家建議，地方政府根據國家標準制定稅率，務必讓企業做出選擇：一是納稅不治理，用繳稅的方式購買治理污染的服務，此舉不僅支持地方稅收，也將帶動一批環保公司發展壯大;二是治理不納稅，為了減少稅賦的負擔，企業將尋求技術革新，轉變落后生產方式和方向，自動退出高污染高排放行業，完成產業結構調整，此舉也將為碳排放權交易等綠色金融打開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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